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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师曾“文人画”解析的再认识

发布日期:2017-04-14 文章来源:集雅斋 文章作者:【集雅斋】

简介:

     陈师曾是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命运既悲亦喜:悲的是未届知天命之年便英年早逝,喜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艺术价值的丰硕成果。他对中国“文人画”的深入解析,在民国初期为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更为当代中国画的有绪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2016年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特展上说:“在文化语境更迭和文人绘画已趋式微的晚清民国,陈师曾的文化身份已是兼具‘旧式文人’与‘新知识人’两种特征为一体,其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呈现出‘新风’与‘旧貌’并存,‘借古’与‘融西’不悖。而这恰恰体现出陈师曾在变革时代中基于文化主体的充分自信和开放胸怀,如此鲜活且极具张力。”

  在美术发展史上,一般认为,“文人画”滥觞于唐代,繁荣于元代,至清代开始式微,清末民初呈现没落之势。陈师曾心系中国画的发展。他通过在日本留学多年的积累,借鉴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理念,又结合中国当时的画坛状况,对“文人画”进行了深入解析,提炼出诸多观点、理论,为中国画的改革、创新指明了的前进方向。

  对陈师曾在文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约定俗成的观点只是以其美术创作、美术教育取得成果为主要依据的,因而并不全面。客观地说,陈师曾在世仅48年,若从艺术创作的视角去考量,在单位时间内其美术创作或许是丰富的,但就整体数量或质量来看还谈不上有优势。当然,这并不是否定陈师曾的理论贡献以及他的美术创作,而是要让人们冷静地思考:为什么陈师曾至今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最有价值的学术思考是什么。虽然学术界对陈师曾的研究一直在延续,但对他中国画解析的认知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笔者认为,陈师曾之所以“朽者不朽”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画,尤其是对“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的解析和认知传承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文人画”的解析开启了学术界对美术史的新认知

  陈师曾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美术基础也相当扎实,因而他对美术的体悟能力超乎寻常。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之下,陈师曾又远涉重洋,在日本留学深造多年,加上他孜孜不倦的持久努力,青年时期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美术声誉。从日本回国后,他以厚实的学识和过硬的美术创作很快奠定了其在国内美术界的地位,传道授业成为他的首选。在北京授课的十年间,他系统地讲解了自己编撰的教材《中国绘画史》。学术研究证实,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在内容上主要沿袭了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著作《支那绘画史》。那么,这样的美术研究尤其是理论思考是否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呢?陈师曾留学日本,美术并不是他的主业。学习之余,他遍览日本美术研究的成果并加以发扬光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他回国后,在美术教学与创作的同时又对中国的美术史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他以“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发展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为新课题,发表了其代表性理论著作——《文人画之价值》。此作真正揭开了“文人画”之精神灵魂的神秘面纱。

  

  杨诚斋诗意图册之四

  二、海外中国画研究中“文人画”地位的新思考

  中国画自诞生之日起,对其研究就逐步展开,理论体系也逐步建立。比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传承到清末民初已有千余年的历史。遗憾的是,中国画的研究是断代的、时断时续的,到了清代末期已呈现颓废之势。“在清末民初,一般画家,只知作画,很少读史,所以《中国绘画史》的著作反让日本学者得著先鞭。”(俞剑华《陈师曾》)与此相反,临近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对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进行了缜密的梳理和研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因而,陈师曾在编撰《中国绘画史》时借鉴日本的学术成果并不奇怪。他在日本留学多年,无论是在思想领域的感化上,还是在资料累积的便利上,向日本学习都是不二选择。“近代日本不仅是孕育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的摇篮,而且是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窥望和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驿站。在美术史上也不例外。在本世纪初,近代中国美术的著名开拓者陈师曾、王震、徐悲鸿、金城、于右任、高剑父、李叔同、郑锦、姜丹书、吕凤子、王梦白等几乎都去日本留学或考察过,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近代日本美术对中国画坛的深刻影响。”(胡健《朽者不朽——论陈师曾与清末民初画坛的文化保守主义》) 与众不同的是,陈师曾在对中国画的研究中领悟到了“文人画”在中国画传承和发展中的独特支撑作用。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绘画仅仅靠技法的积累和传承是没有出路的,且中国画技法的单一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由此,在思想上融合中西、在创作中与古为徒又独辟蹊径才是中国画的未来。这其中,“文人画”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如何确立,是陈师曾美术理论研究融贯中西的主要取向。

  

  山水花果册页之一

  三、“文人画”地位的新确立对中国画未来发展的引领

  从中国绘画的发展史上可以清楚地知晓,“文人画”是由“士人画”发展演变而来的。明代的董其昌最早将“士人画”称作“文人之画”并进行了简要阐述,后被学界简称为“文人画”。“‘文人画’和‘南北宗’之说即见于《容台别集》之中,也见于《画禅室随笔》,二说并不相同。‘文人画’说在前,‘南北宗’论在后。”(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修订本)之后,日本的大村西崖创作了《文人画之复兴》,陈师曾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引进到中国,还与自己的《文人画之价值》合刊成《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在中国出版发行。通过对比发现,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与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虽有共同之处,却有质的区别。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质的区别则是思想内涵上的个性化呈现。陈师曾在文中首先界定了“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文人画”的精确界定对当时的中国画坛影响是深远的,由此惊醒了那些全盘“西画”的舆论引导者,也为对中国画充满信心的传统画派的画家鼓舞了信心。同时,这一概念又明确指出了中国画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说,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的价值取向就是引领中国画坛前进的方向。众多画家深深地领悟到其中的内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齐白石、吴昌硕都是杰出的代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认为,吴昌硕虽然也以卖字画、刻印为生,但其文化素养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他的传统文人画是在上海这个商品化社会中的一种变异。

  

  花卉山水册页之四

  四、学术思辨的新视角

  一般来说,美术史上所说的“文人画”是由“士人画”发展而来。历史上的“士人画”大都以“自娱”为特点,其历史脉络并不完整,因而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有争议的。陈师曾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儒,对此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他为什么在解析、传承中国画时,如此看重“文人画”并将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陈师曾学术思辨的视角是崭新的,又是与众不同的。

  陈师曾在思考“文人画”时,从中提炼出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学问”“才情”“思想”较好理解,“人品”最能让人深思。陈师曾将“人品”放置在“文人画”四要素的首位,当然不是指向文人画家的日常行为准则,而更多的是考量其在传统文化的坚守和融贯中西等意志禀赋方面的修养和积淀。如此而言,这就高度契合了陈师曾的个人修为。他曾经说:“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描写,自能得心应手,与之契合。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精神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其主要之点故也。”由此也不难看出陈师曾对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那份自信。他的“铮铮傲骨”所闪烁的光辉彻底照亮了中国画坛,看上去似乎只是针对“文人画”,本质上则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美术界。

  

  山水册页之一

  回顾陈师曾短暂的一生,总会让笔者陷入无尽的深思。就理论成果而言,他的一生中并没有“著作等身”,偶有的几篇著作还是后人帮助整理出版的,在数量上绝对没有优势可言。即使在对其代表作进行审读时,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他终究还是赢得了学界内外的共同尊重。这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

  一是先进的理念永远是值得敬重的。陈师曾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他走出国门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时,他豁然开朗:中国的传统文化优势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日本对人类先进文明的融合理念非常具有借鉴意义。胡健提出:“近代中国美术无论是绘画理论还是绘画创作几乎都接受了日本模式的影响,有着浓重的日本痕迹。这并不是某个美术家、美术史论家的个人行为,而是覆盖了整个时代的一个标志。但体现在陈师曾身上的这种‘日本影响’却是最典型、最具时代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陈师曾的美学修养不是日本留学给予的,但研究、探索中国美术前行、发展的理念与日本密切关联。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是底线。尽管日本对中国美术,包括中国“文人画”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中国美术,包括中国画的“根”还在中国。陈师曾知道,任何先进的文明只有与本民族的文化融合才能产生发展的动力。因而无论世界文明如何日新月异,中国美术传承的底线必须是坚守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是西画的影响只有通过理性疏导才能修成正果。陈师曾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中国文化变革动荡时期。在美术界,“西学东渐”对中国画的冲击最为显著的就是全盘否定“中国画”。改变这一局面仅仅靠文人画作是不够的,营造氛围、培育自信,凝聚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引导才是最佳之举。“‘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朽者陈师曾以其超绝的才情气质开启了20世纪中国画‘会通适变’之门,由此‘走向现代’,直指当下,是为‘不朽’!”吴为山对陈师曾的这一评价极为恰当。

  四是理论的指引匡正了世俗绘画的墨守成规。如果单从量上分析,陈师曾不能算是一位理论体系完备的美术理论家。《文人画之价值》只是一篇纲领性的学术文章。尽管如此,陈师曾的学术观点还是彰显得十分清晰。“文人画繁荣的标志是把文人画的理论付诸实施,并创作出名垂千古的文人画作品。” (杨琪《你能读懂的中国美术史》)针对当时的中国画画坛,陈师曾用正确的理论来匡正世俗绘画的墨守成规是一剂“良药”。这一剂“良药”既生猛又实用,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中国画坛萧疏的局面,更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画未来发展的方向,对新中国的美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正能量,由此诞生的众多国画大家受益匪浅并创作出了大量的惊世之画。

  总之,陈师曾通过“文人画”的解析来针砭中国画的时弊,对中国美术的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兼具旧式文人与“新潮”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既是一位优秀的美术家,更是一名杰出的艺术理论学者。虽然“文人画”作为一个画派如今已经淡出时代的视域,但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依然具有久远的历史意义。它将对中国画未来的传承和创新产生巨大的现实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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