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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良:学书法,“取法乎上”了解“母本”,关键在创新

更新时间:2022-08-29 文章来源:集雅斋 文章作者:集雅斋 点击次数:1379

古人讲,“取法乎上”,“新”就是取法至上的前提。

“新”就是创新。从魏晋到明清,在学习二王的书法中,巨匠们无不走向了叛逆,以“新”为准绳。

“新”正不断推动着书法前进的车轮,“新”也成了古人学书的首要前提。但他们无不标榜二王,承认自己是二王的门徒,这简直如俚语所云:“挂羊头卖狗肉。”

如果说“新”是学习书法的首要,则由博而专是学书不可缺少的过程,只有通临古帖才能产生真知灼见,这种见识也是发自内心而有条件地逐步确立的,才能发现合乎自我的经典对象,我暂把它们叫做“母本”。

在学习书法中,有些人兢兢业业一辈子也一无所获,或徘徊于唐楷(并非说唐楷不好)之间,或寄居于某家某派,或跌入时风的漩涡之中……讥为“奴书”、拾人牙慧等。相反,有些人过于自负,没写几天字就想自立门户,走捷径,闭门造车,最终徒有空中楼阁。这些人都因取法不当而徘徊在书法的大门之外。因此,历史上只有少数人掌握着通向书法殿堂的钥匙,他们既是传统的守望者,又是创造者,并不断“延续”着传统。

第一,确立以“新”为书法取法的理念,是保持学书最终能按着自己的思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走向大道的先决条件。

古人讲,“取法乎上”,“新”就是取法至上的前提。“新”就是创新。书法传承是为了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要发展就必须要创造。翻开中国古代书法史,魏晋时期是个分水岭。之前,是汉字的产生、发展期,书法正伴随着各种书体的演变而成熟,其间留下有名字的书家很少(当然还有其它历史、文化原因);之后,是书法风格不断演变的历史,产生了众多书家,个个自立风标,美轮美奂,遥相呼应,串联起这一让后人崇拜的书史,他们都因“新”而延续着书法的根本。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的主张,注定了他创制的“新体”,彪炳千古,从而奠定其书圣的地位。持这种创新论调的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普遍的,正如钟嵘《诗品》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取。”所以,无论书法、诗文,在这一时期都是开宗的滥觞期。其后,后继者们就展开了一边师法“王书”,一边与其“叛逆”的历史演绎。张融有“只恨羲之无臣法”、苏轼则是“我书臆造本无法”,就是当时被钱穆父等讥为“集古字”、“刻画太甚”的米南宫,“壮岁未能立家”,后也取诸家之长,老而成家,人见其书“不知何以为宗”,他“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气概完成了蜕变。明清时期的书家更充满着叛逆精神,“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祝枝山岳父李有桢言),强调性灵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调。可见,在学习二王的书法中,这些巨匠们无不走向了叛逆,以“新”为准绳,“新”正不断推动着书法前进的车轮,“新”也成了古人学书的首要前提。但他们无不标榜二王,承认自己是二王的门徒,这简直如俚语所云:“挂羊头卖狗肉。”

第二,确立“母本”是取法的关键。

如果说“新”是学习书法的首要,则由博而专是学书不可缺少的过程,只有通临古帖才能产生真知灼见,这种见识也是发自内心而有条件地逐步确立的,才能发现合乎自我的经典对象,我暂把它们叫做“母本”。

“母本”就是建立适合自我生长、发育、并能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就是“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人都有自己的“母本”。我们在研究书家档案时,总要分析他的学书过程,经历过哪几个大家,最终成就了自己,而且最关键的是哪一家等等,这几个大家就是他的“母本”。“母本”是自己精选出来的字帖,明显带有个人的审美倾向,因此她会影响你一生。对“母本”的练习,不能浮于表面,那是一个由粗入细、由细而精、由精而有所悟的量的积累。粗是粗略了解“母本”渊源、笔法要素、章法特点、审美要求等,这是一般人皆能做得到的。细是指进一步深入,无论笔法、结构、章法,还是气韵,几乎可以乱真,只有这样才能算登堂入室。这才是当代李可染先生所说的“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精是指取其精华,了解“母本”的精粹之处,同时也要发现她的缺陷,任何一件作品都是遗憾的作品,发现缺陷是学书过程中的一个飞跃。确立“母本”主要是精心模拟古人,几乎放弃自我,正如刘熙载所说的入“他神”,如此才能入帖。这种专一、专注是获取成功的重要保证。当代武术大家李小龙对“截道拳”有这样的解读,“我不怕对手的腿法有一万种踢法,我最怕的是对手用这样的腿法踢了一万遍!”这就是专一给同行的恐惧感。

陈海良书法


第三,寻找母本的生存空间。

确立“母本”是由博而专的结果,而寻找“母本”的生存空间需要智慧。不是所有的母本都有生存空间,即便是自己最喜欢的“母本”,也要反复论证,全面考量。

书法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充满着哲理性。

首先从书体上看。甲骨文是古老、神秘的,曾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成熟的官方书体,它虽风格多异,但基本局限在一定的变化范围之内,很规范,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想象空间受到了文字本身的局限。随后的篆隶书,包括晋唐时期成熟的楷书,它们也曾一度辉煌,是一个时期的官方书体,包括笔法、结构、章法等书写要求有着很强的规定性。尤其是唐楷,可用“黄金分割法”、“九宫格”等科学手段来进行规范,扼杀了艺术的想象力。因此,唐以来,著名的楷书家、篆隶书家较少,而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行草书家,且成绩斐然,光耀千古,这需要我们去反思。由于行草书书写的不确定性、约束性小,想象空间大,尤其在大草书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在书法史上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官方书体(章草例外)。这也警示我们,行草书领域的可塑性是极大的,这也是历代大家们趋之若鹜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天学习行草书的人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写大草书需要才气、勇气、侠气、士气、逸气,常人难于应付,故历来成功者寥寥无几,但它却是我们今天书家所研究、追摹的对象。

其次从书风、书家来分析。书风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审美趋向之下所形成的趋于相对稳定的书写特色,也可由相对趋同的审美取向的很多书家组成。例如唐楷,这一书写特色是唐代书法的象征,尤以颜真卿为代表。唐代楷书的形成有着它固有的文化背景,而魏晋清谈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是文字上的,行草、草书大行其道是书法呈“文字清淡”的样式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玄化”。楷书(小楷)成熟于礼崩乐坏的魏晋则是文字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已,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使人奋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而唐楷“尚法”的形成是文化、社会发展在文字上的必然要求。因此,唐代楷书呈现出了一个大家林立、各派纷呈的局面。但是,楷书资源也由此“用尽”,日趋装饰和工艺。所以,自唐以来,已经没有真正的“楷书家”了,即便“科考”越来越规范、系统,楷书要求更为严格,习楷者也更多,但也培养不出出色的大家。今天我们要“激活”唐楷,但愿能“梦想”成真。因此,在楷书上,后人只有“奴书”于古人的份儿,不然则惨不忍睹、自我蒙羞。还有,“碑派”书风,也存在这一现象。碑派资源经过清代、民国两个时期的书家发掘已经开发殆尽,今人难有回旋余地。

第四,壮大“母本”是学书的再度深入。

这一过程是在了解“母本”生存空间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母本”学习的坚持并不断充实是形成自我路径的积累和依托。坚持对“母本”的学习是“专”,吃“精饲料”,由“专”而“博”,或者以“专”为基础,不断补充由“母本”局限所导致的包括笔法、结构、章法以及审美上的缺失等,不断丰富和引入新的书写要素及审美异趣来改善原有的不足,是学习过程中最终酝酿质变的再度深入,也好比是在吃“精饲料”的基础上吃“杂粮”,是一个补充、深入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基本坚持以“触类旁通”、“自然生发”为基调,以此来扩展“母本”所辐射的范围。如此,在学习中的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每跨一步是自然生发而出,而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才真正做到学书时间、书写经验不浪费,不至于像一些学书者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最终无所获。也由于这样的学书过程是由感而发,是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有效反馈作用下的渐进,它具有自然生发性、自我独立性、全程统一性。一旦这种倾向性的学习有所成果,作品初具规模,那一定具有“杀伤力”,因为,那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些人没有“母本”,“这山望了那山高”,随意改换门庭、更改“师门”,是学书之大忌。老师最不喜欢不踏实的学生,想从老师那里“攫取”精华,不跟他“交心”是难能获取的。同样,一本古帖,不长期临习,不天天展玩于案头是难能发现其秘密的,更不可能产生与远古的先贤有心与心的交流了。这种方法也可有效防范盲从跟风现象的产生。壮大“母本”不仅丰富了书写技巧,积累了创作经验,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也是逐渐形成自我创作观念的过程。不仅如此,也能总结和分辨历代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是非、曲直,也逐渐能发现古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空间。

陈海良作品

第五,学会“忘却”。

“忘却”是重新回到自我书写中来的开始,是创作中必须锤炼的“心法”,是“断奶”,是扔掉“拐杖”自立行走。这正如佛学中所讲,“过河须用船,登山不用舟”。我们在书写中总是会留恋古人的这一笔、那一笔,这一组合、那一组合,或者是这一感觉、那一感觉,因为“她”太好了,太美了,但是“她”毕竟不是你的,自我的书写似乎总有参照物,总有“母本”的影子,还停留在学书的基础阶段,而高一级的书写是抛开所有的羁绊,忘怀一切干扰。如此,才能晋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能达到“不知何以为宗”的蜕化。这一“心法”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因为人总有怀旧感、依恋感的,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练,但又是一个不得不经历的过程。这需要多年,甚至一辈子来完成。如米芾,其大多的信札类书写都有“拟作”的嫌疑,有着二王的影子,而他壮年以来的“刷字”却“刷”掉了所有的羁绊与“眷恋”,走上了“巨匠”之路,“无一点右军俗气”,“一洗二王恶札”。同样还有苏东坡,“我书臆造本无法”,这个“臆造”正斩断了与二王的瓜葛,颠覆了与二王相关的书写元素。无论是“刷”,还是“臆造”,都是一种“忘却”,也是一种叛逆,更是一种质变。

“忘却”也是书写中的一种胆识。古人讲“可贵者,胆。”书法创作也需要“胆”。这种胆来自于自身,完全是自我元素的外泄,也正因有了胆才敢拆肉还母,拆骨还父,诃佛骂祖。应该说“忘却”是一种化境,是书法走向自我的心路历程。这种境界应该是我们不惜工本去穿越的。当然,这种穿越还需要深入生活,丰富的生活才是书法创变的手法更趋多元,这种书写意味也才能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根、生趣,壮大、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