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清初石涛所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传统绘画被赋予了不同的语境，在历代艺术家的继承和探索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作为中国当代花鸟工笔画的代表人物，江宏伟选择了以自然作为创作的切入点。他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来自于这个真实的世界。

江宏伟:1957年11月生于江苏无锡，197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院兼职教授，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迷上了画画。那是1969年，我才12岁。在苏北当知青的堂哥返城闲居，大概是想有门手艺，开始学画擦笔画。我见了新鲜，便也将积攒的几元压岁钱购买了一块九宫格、两支毛笔、一管炭精粉。

先将毛笔用胶粘住，后用火将笔尖的胶烧去，露出一丝笔端用来粘炭粉。按打上方格的画片，照着擦出明暗，居然能成型，产生立体感，与仿物相似，不免欣喜若狂。

父亲顿觉儿子有画画天赋，拿着画到处炫耀。这个偶然，萌生了幻想，特别是在无绘画背景的家庭，格外地有种神秘感。才露出的一点兴趣，被无限的夸大。在天性放任的年代，或者有点贫乏单调的社会，这点偶然，竟在幼小的心灵中生出近乎信仰般的虔诚。

父亲有个学生，名叫陶介仁，聪明多才，种花养鱼，画画写写，都有一套，我便常到他的家中。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他居室的大小过道，院子前后均有许多池子盆缸之类，蓄养品种繁多的金鱼。墙面砖地，布满了绿苔，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湿润气息。躲在室内看哈定编著的《怎样画铅笔画》、《怎样画水彩画》，就像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后来陶介仁又介绍他的老师沈汉龙教我画画。沈先生居住在仅靠一个小窗采光，窗外尽是瓦片参差屋檐错落的楼顶阁楼。这间歪歪斜斜的阁楼，对我充满了诱惑。从这里出来，我开始学着安放几个瓶罐，像模像样地画起了素描，并知道了一些绘画术语。

并不重视知识的年代，文艺却因需要而居高位。1971年，市里成立了类似现在的艺术学校，名为革命文艺学习班。以临摹一幅《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特写剧照为试题，我被录取了。

在1974年10月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当时的感觉如入天堂，什么都新鲜，院内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校舍，礼堂，山坡，林荫道……对一个虽经历不多，但也尝过一些人生滋味的心灵，无疑懂得了一份珍惜。

我考入的是工艺染织设计专业，与心中的画家理想相悖，但能与绘画沾边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但学习很刻苦，经常利用午休到秦淮河畔的运沙场，修船厂画速写，周日背了画具跑遍南京市郊画水粉。带着一身的疲倦，躺在床上，那份充实，回想起来真有点陶醉。

工笔花鸟画，是染织专业基础课之一。我并不喜好，总感婆婆妈妈的一点绘画感都没有，所以常常在花卉写生课中溜到一旁偷偷地画起色彩画。

这种伎俩很快被老师察觉，有菩萨心肠的花鸟画老师刘菊清总是在鼓励之间婉言相劝，弄得我有些愧疚，也就认真待之。居然能安下心来，并识得几分滋味，想不到不久成了自己终身相伴的画种了。

1977年毕业，我没有像其他“工农兵学员”那样“哪里来，回哪里”，幸运的留校任教。教研室安排我任工笔花鸟画课的教师，并指定跟从李长白老师进修。这不免喜忧交织。能以画画为职业，了却了一番心愿；但心目中的理想，是“列宾”、“苏里柯夫”式的绘画，这又感到落寞。

然而以素淡的线条，面临丰富的自然界，那种强烈的反差，有着一种无奈，更有许多的不甘心。“我能画出什么样的画？”心中十分茫然。3年过去了，仅留下一大堆写生稿与一脑子想入非非。

自然界的光色形态不断地触动着视觉，也由此产生一种朴素而又真切的表达愿望。这种表现意识很难在固有的工笔花鸟画种中找到理想的范本，于是根据多年的体验开始尝试起了自己的创作，在纸上静静地实验着。

为了达到自己的意象，在工笔画固有的程式基础上，作大面积的渲染，用色泼，用水冲，翻来覆去调整笔底与心目中的距离。这种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违反了工笔画的程序，带有破坏的意识。时光的积累使自己逐渐调和了想像与表达间的距离，也摸出了一些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表现范围。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到了不惑之年。以往那种对画画的迷恋与憧憬，渐渐隐退。替之为一种习惯，画画几乎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以至于几日不画，便会显得无所适从。看来与画画已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