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代书坛，以人品论书品者不乏其数。细究历代书论，“人品”并不是评判“书品”的唯一准则，书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书品优劣的评判标准与道德范畴上的人品优劣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必然联系。书法家的学问、修养、胸襟等其他因素无不影响着其书法艺术水平。“书品即人品”将两种不同范畴的审美概念画上等号，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书法艺术审美准则。本文通过对专业技法的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对人品与书品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包姮书法《曾国藩人生六戒》

在中国书法史论中，有关人品决定书品的论述，历来已久。最早见端倪的是东汉扬雄的《法言·问神》：“弥经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睧睧，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①②直至唐代初期，说者亦颇多。唐太宗以为“心正气合，则契于妙。心神不正，气则欹斜”。③欧阳询有“心正则笔正”。至宋代，“人品决定书品”这一论述更为显著。朱长文在其《续书断》序中已明确以人论书的书学思想：“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 ④其认为人品无论优劣都可学书，但品格劣者擅书者往往较少。此论述与欧阳修、苏东坡的人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更是将书品与人品相提并论。朱熹道：“余少时喜曹孟德，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誚之，共父正涩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 ⑤由此可见，宋代人品决定书品风气之盛。以人品论书品的倾向为何在宋代如此之盛，并成为当时书论中的主调？究其历史原因，还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以人品论书品形成的历史原因

宋高宗赵构《翰墨志》有云：“本朝是士大夫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 ⑥宋太宗重视书艺，大力倡导，开帖学之风；虽力挽狂澜但最终未能使书苑脱去唐末衰陋之气。书坛上的衰朽气象，与当时宫廷雕琢浮华的艺术追求不无关系。为何会有此种气象？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究：其一，当时书坛之衰败，实根于造艺人品性之“低劣”，而这种品性又是晚唐文人品性之“遗传”。《宋史忠义传》上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人品即已卑劣，艺品自然不高，这是“字学久而不振”的主要原因。其二，宋初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人品本来不高的文人只能“以学书为事业”。从表面看，似乎有利于书法的发展，但其实不然。文人拘于学识不高，又疏于心性修养，故目中无主，“趋时贵书”是此时显著现象。这是“字学久不振的”又一原因。其三，由于偏安局面而触动了士人对国事的关心，此时气节之风气盛行，因此在书论中重视人品修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理学家和宋末文人的理论中显现得尤为突出。朱熹、魏了翁的论书都将人品置于首要位置，故欲以人论书、以书及人，体现了理学家重道轻艺的本质。

滕占敏书法作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二、非人品论书品的历史论证

今日，书坛上以人品论书品者不乏其数。细读《书论》，究其篇章。“人品”并不是评判“书品”的唯一准则。

在《书谱》中，孙过庭对影响书品的因素有以下论述：其一，书品与性格有关。“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者则俓侹不遒……轻琐者染于俗吏。” ⑦由此可见人的性格偏向导致书写流弊的不同。其二，书品与年龄有关。“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⑧“人书俱老”无疑说明书品与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其三，书品的形成是由主客观两方面所促成的。他说：“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乖合之际，优劣互差。” ⑨五乖、五合之中，前两项说的是书者的精神状态、情感思想，指主观方面的因素；第三、四项说的是作书时的外部条件，指客观方面的因素；第五项“偶然欲书”是讲主客观相合的结果：心情既佳，笔墨精良，气候宜人，由此创作的艺术作品无不畅情达意。

宋徽宗时内臣奉敕所撰《宣和书谱》二十卷中，评陆缮的草书：“大抵人心不同，书亦如此；颜真卿之笔凛然如社稷臣，虞世南之笔卓乎如庙廊之器，以至王僧虔之字若王、谢家子弟。是岂独由升入之学？其性以成之也固有自矣。” ⑩可见其所谓“人心不同”就是指造成了书风多样是因为个人的品格性情不同，所以有了各种奇妙的特点。然在品格性情之外，又要求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亦是极重视学问的作用。

姜夔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应与精神达到一致性。姜夔有：“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由此可见，人的精神情感与书法最为贴切，在精神领域当中人的性情又对书法风格影响较大，而不是道德。虽然姜夔主张的“精神”侧重于人的情感和性格，但是不能认为姜夔不重视技道并进的重要性。

细究历代书论，由历代书家论书品，可知书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所促成的。

帅文华中堂书法《沁园春雪》

三、人品与书品的辩证关系

书品作为一种艺术境界的品级，与道德范畴上的人品没有必然的联系，书家的艺术水平无不受到其学养、修养、胸襟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由历代书论中可知影响书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按照“人品即书品”理论思想，人品决定书品的逻辑必然推论出：凡是无名书者，就一定是罄竹难书的小人？凡是有名声的书家，就一定是胸怀坦荡的君子？书品一定等同于人品？人品就一定决定书品？当欣赏者总是以“人品即书品”的审美标准去衡量书家艺术作品时，会发现此理论存在一定的弊端与矛盾性。

金代的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中针对潘岳的人格和艺术风格的不一致指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他的诗句以“总失真”的绝对性言论将传统的“书品即人品”的文艺评论完全否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尽可能地还原其所处历史情境，不可用思想道德作为评价艺术家的作品与成就的唯一标准。纵观历代书家，赵孟頫最具有典型性。南宋王室后裔的赵子昂，因入元做官成为“贰臣”，在世人看来有损气节，属于书家评论者所谈及的品格低下的书家。但赵氏作为元代书坛上的领军人物，行楷皆善，尤精楷书，并与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楷书四家”，可见，赵氏也可称为书坛中的佼佼者。黄溍云：“今人临二王书，不过随人作计，如卖花担上看桃李耳。若赵公乃枝头叶底亲见其活精神者，此未易俗子道也。” ⑪对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是比较中肯的，赵氏临摹并非只求形似，他通过临写求笔法和风韵，经过上溯古人，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最终形成自己风格特点的“赵体”。但因历代学书者喜欢用“书品即人品”的评价方式去看待赵氏的书法艺术，导致许多书者不喜赵氏的书风，以至于很多优秀的书法艺术被学书者忽视，不能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所以在一定情况下，“书品非如人品”是存在的，“人品即书品”的书学理论是有一定矛盾性的。

在书法品评过程中，欣赏者不能绝对地认为“书品即人品”，这种品评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从儒家的角度看，要用“中庸”的思想思维方式来品评书法艺术作品；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要用辩证的方法来对待“书品即人品”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书品即人品”的合理性，又要看到“书品非如人品”的存在，学习优秀书家书品中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不能因书家的人品低下，而贬低书家的书品，甚至完全否定书家的艺术成就；更不能因书家的人品高尚而无条件地推崇其艺术成就。与此同时，要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更要有对艺术追求的勤奋探索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学书者，要努力争做“人品高，书品亦高”的书者。